一边是法院40.76%、43.46%的逐年收案上涨幅度，一边是部分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现实境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该走向何方？
近年来，上海法院结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加强诉调对接，深化诉源治理，交出了高效化解知识产权矛盾纠纷的“上海答卷”。
法院里来了知调委
“他们是本案第三人，LOGO是他们制作的。”
“我承认图片是我们下载的，原告可以追加起诉我们，也可以撤诉后重新告。不过，这点事情告来告去就没意思了……”
2020年4月7日上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下称上海普陀法院）的调解室里，一起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几方当事人争执不下，气氛有些剑拔弩张。
“你们三位先回避一下，我和原告代理律师再单独谈谈……”眼见又要陷入新一轮口水战，调解席上的徐寿山马上“喊停”。
“好的，法官……”被告某科技园、第三人某广告公司的法务们站起身来，走出门去。然而，虽然坐在法院的调解室里调处案件，徐寿山却并非法官，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原来，早在2017年，上海普陀法院就在实践中发现，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体量不断增大，但其中近七成都是“原告相同、被告不同”的批量案件。这类案件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和侵害商标权案件为主，法律关系简单、诉讼标的较小、调解难度不大。为此，同年12月，该院与普陀区司法局联合成立普陀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知调委），探索此类案件的驻院诉前调解工作。
截至目前，知调委共有4名专职调解员，徐寿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分别是戴正和、管益胜和吴彩娣。其中，戴正和、吴彩娣退休前在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常年负责商标广告相关事宜，管益胜、徐寿山来自普陀区检察院，拥有着丰富的法律工作经验。再加上这些年的法院带教和实战训练，他们对于知调委的工作早已“驾轻就熟”。
摸清原告代理律师的心理预期，确定被告、第三人的赔偿底线，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方案……在徐寿山的主持下，案件最终圆满解决。广告公司法务当场支付了赔偿金，原告代理律师撤回起诉。
“建议你们回去以后把平台再整个清理一遍，如果还有未经授权的图片，要及时删除，否则依然有可能引发诉讼。”虽然已经结案，戴正和却不忘针对性地进行法治宣传。而看到当事人们最后一边感谢、一边笑嘻嘻地离开，管益胜觉得很有成就感。为了做好知调委的工作，他至今还保持着一闲下来就找专业书籍来看的习惯。
“知调委最大的作用就是分流。这些案情相对简单的案件，曾经占据了知产庭很大的工作比例，现在在诉前阶段就分流出去，减轻了法官和法官助理的负担，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办理疑难案件。”上海普陀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鲁君说。
据她介绍，为加强诉讼与调解的衔接，该院还建立了“1名审判员+1名法官助理+4名调解员”快速办案小组机制，根据4名调解员的专业特长分配各类案件，同时安排1名法官助理对所有案件情况进行统筹，就案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释明和指导。2018年，上海普陀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2128件，其中，委派知调委调解1046件，调解成功率为32.79%。2019年，该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3353件，委派调解2281件，调解成功率攀升至64.23%。
知产调解的“专业范儿”
与上海普陀法院受理大量批量案件不同，作为全国首批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之一，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专业性更高、技术性更强、审理周期也更长。
有鉴于此，2016年起，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打破传统人民调解参与诉前调解的做法，积极引入专业化的社会调解力量，先后与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生物医药协会、互联网行业协会、上海市工商联民商事人民调解委员会等14家专业社会组织签订《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合作协议》，努力走出了一条专业化委托调解的新路子。
“你们两家公司从事这类产品开发推广应用工作不久，经营压力也很大，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开拓业务上，而不是在这里纠缠。”2019年12月18日，一起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诉至上海知产法院，经当事人同意，进入了诉前调解程序。负责调解工作的刘和平来自于上海市工商联民商事人民调解委员会，他常年与企业打交道，熟知商业运作规律，深谙企业负责人心理，三言两语便让当事人冷静了下来。接着他又对案件进行了深入浅出地分析，阐明调解解决纠纷的便利，最终促使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共识。
然而，由于诉前调解仍处于立案阶段，法官无法直接介入，而部分案件当事人就是冲着打官司来的法院，因此调解积极性不是很高。2018年3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继续创新机制，在诉前调解的基础上，主动探索诉中调解，进一步提升纠纷化解效率，促进案结事了。
“诉中调解最大的优势在于法官与调解员之间的协调配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庭二庭庭长钱光文说。
与此同时，考虑到一审收案中，涉及专利、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等的技术类案件占比九成以上，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主动扩大调解员队伍范围，继专业调解组织、行业协会之后，将本院技术调查官也纳入参与诉中调解。
2019年5月，在一起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于涉案软件开发的完成情况各执一词，技术调查官王传极与承办法官一起驱车前往原告生产线，现场进行涉案软件的功能演示，明确了软件存在的问题。此后，技术调查官也一起参与调解，并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了该技术问题，为纠纷解决奠定了基础。
据统计，自2016年4月20日开展诉前调解工作以来，截至2020年3月底，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共委派诉前调解案件487件，调解成功145件。自2018年3月14日开展诉中调解工作以来，截至2020年3月底，该院共诉中委托调解案件855件，调解成功305件。
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经验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权利人维权意识的不断提升，知识产权案件总量急剧增长。2017年，上海法院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5809件、审结15715件，同比分别增长40.76%、38.47%；2018 年，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22680 件、审结22121 件，同比分别增长43.46%、40.76%。
与此同时，由于知识产权维权诉讼中存在的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等现象，部分权利人又面临“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尴尬局面。
如何兼顾当事人权利保护和法院纠纷解决？近年来，上海法院加强诉调对接，深化诉源治理，努力为知识产权纠纷处置提供更加经济、快速、便捷的选择渠道。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主动与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合作，共同开展诉调对接工作。特别是依托保护中心这一国家级知识产权功能性平台，提高送达效率，充实配套力量，扩大调解覆盖范围，进一步释放了知识产权案件调解效能；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精心打造“调解员+调解员助理”队伍，将原有的调解队伍从1组2人扩充到5组10人，为知识产权调解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采用驻院调解方式，与杨浦区知识产权调解委员会合作，在院内常驻调解员，确保了良好的调解成功率……
记者还了解到，下一步，上海高院将把全市法院的知识产权诉调对接工作纳入已经搭建起来的上海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并积极与市有关职能单位加强联动协作，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完善知识产权诉调对接的各项保障机制，推动形成“大调解”工作格局，从而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品质和效率。
“全市法院要进一步加大诉调对接工作力度，主动挖掘、主动梳理、主动对接专业调解组织、优秀调解人员等优质资源，加强调解员队伍业务和专业知识培训，不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为上海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高地、推进上海城市竞争力贡献力量。”上海高院副院长张斌表示。（本报记者 孙芳华 通讯员 郭燕）
（编辑：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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