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京沪两地法院的400余件生效判决书发现——
专利诉讼案例呈现“五高四低”特点
近日，由高文律师事务所组织编写的北京、上海两地《知识产权诉讼报告2018》在京发布。在侵犯专利权案件专题部分，报告随机选取2015年至2017年期间北京和上海法院的生效判决书188份、244份为研究对象，经过对案例进行归纳、提炼，得出一系列分析结论。
研究者认为，京、沪两地不仅自身知识产权产出量大、流动和运用活跃，同时司法机构密集、知识产权案件审理能力相对较强，近年来，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民事案件增长幅度在全国居于前列。相关人员表示，选择上述两地专利侵权案例进行分析，其结论对于观察了解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理现状及特点，具有较强代表性。
案例特点突出
报告在对选取的判决书样本基本信息、审理法院分布情况进行说明基础上，分别从三种专利涉案比例、原告涉外比例、原告聘请律师或专利代理人的比例、原告及判决要求停止侵权的比例、赔偿数额、判赔比、专利无效抗辩比例、技术鉴定比例、二审判决结果对比等角度进行了量化分析。结论显示，这些专利侵权案例呈现“五高四低”的特点。
所谓五高，一是国内企业、个人提起诉讼比例高，北京和上海分别占比89.6%和84.2%，其余为涉外案件；二是外观设计专利权侵权比例高，占比约50%；三是原告聘请律师参与诉讼比例高，九成以上的当事人选择了聘请律师或专利代理人；四是诉讼结果要求停止侵权比例高，案例中原告请求停止侵权的接近95%，而法院判决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的也将近70%；五是原告败诉案件中4大原因占比高。归纳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原因，基本不外乎以下四种情形：未落入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现有技术、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权利用尽或证据不足。
课题组相关律师在解读中强调，相比“五高”，更值得重视的是“四低”。
一是判赔比低（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与原告索赔数额的比值即判赔比）。研究样本中，法院判决赔偿数额与权利人的期望往往存在较大差距，这一方面是由于权利人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元的索赔请求缺少证据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法院酌定的赔偿数额普遍较低。侵犯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三种专利的判赔比，平均分别为16%、11%和14%，相对而言，北京的判赔比要略高于上海。
二是赔偿金额低。我国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第三次修改的专利法，已将最高法定赔偿数额由50万元增加到100万元，但在选取自上海市法院的判决书中，似乎未体现出相应的变化，原告索赔超过50万元的50个案件中，实际判决超过50万元的仅有3例；45%的发明专利纠纷案、82%的实用新型专利纠纷案和76%的外观设计专利纠纷案，赔偿额在10万元以下。北京市法院的判决书中，共有16件赔偿额超过了50万元，其中8件超过了100万元。
三是被告提起专利无效抗辩的案件比例低。在侵犯专利权诉讼中，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是抗辩事由之一。研究者选取的北京市法院106份判决书中，被告进行抗辩的案件数量为0。研究上海的样本中，43件侵犯发明专利权案件中，被告进行抗辩有8件，占比18.6%；37件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案件中，被告进行抗辩有5件，占比13.5%；78件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案件中，被告进行抗辩的10件，占比12.8%。总体而言，被告提起专利权无效抗辩的案件比例较低。
四是提请技术鉴定比例低。专利纠纷审理中往往涉及较多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根据有关法条，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或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时可以委托有资质的鉴定人进行鉴定。课题组研究的北京样本中，并无涉及技术鉴定的案件。选取自上海的43件发明及36件实用新型专利纠纷中，涉及技术鉴定的也仅有1件，通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程序，法院采纳了鉴定结论。
报告价值较大
“诉讼报告有效地帮助读者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看到了最重要的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专家林子英称，对众多专利权纠纷当事人和代理律师而言，这是一份颇有参考价值的分析报告。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熊文聪认为：“在当今信息爆炸、资讯泛滥的时代，各种原始资料的取得已不像以前那样困难，但人们依然感到困惑，因为在今天，阅读太多无关紧要的资料是人们降低工作效率的最常见原因。对司法判决文书进行分类筛选，归类并浓缩出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是高文律师事务所及其《知识产权诉讼报告2018》对业界的主要贡献。”
《知识产权诉讼报告2018》随同高文律师事务所编纂的《中国知识产权指数报告2018》一同发布，诉讼报告还分别就北京和上海相关法院侵犯商标权案件判决书、侵犯著作权案件判决书进行了分析总结。（本报记者 王少冗）
（编辑：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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